2014年05月21日

施瓦布经济学”是如何炼成的?

  每年伊始,全球目光都会聚焦瑞士小镇达沃斯,观察世界经济大势,问诊全球“疑难杂症”,这背后皆与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密不可分。100多个国家的3000多名政商学界代表,分别参与了大大小小总计逾400场的讨论会议,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的规模创历史之最。从一个民间组织爬上世界舞台,以较少投入获得巨大产出,“施瓦布经济学”如何炼成?

  专家认为,善于把握世界发展大潮,善于利用个人素质魅力,善于发挥平台特有优势,善于打造会议品牌价值等一系列因素造就了“施瓦布经济学”。

  中新社记者 沈晨 摄 src=/2017/0219/10.jpg style=border:px solid #000000 title=1月10日下午,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在日内瓦表示,达沃斯期待“中国声音”。中新社记者 沈晨 摄 /

  1月10日下午,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在日内瓦表示,达沃斯期待“中国声音”。中新社记者 沈晨 摄

  1970年,32岁的施瓦布刚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回到瑞士,他被法国人让·雅克撰写的《美国的挑战》一书所改变。该书点破了欧洲经济危机四伏的处境,在欧洲企业家们幡然醒悟,感到诚惶诚恐,并手足无措之时,施瓦布站了出来。

  彼时,施瓦布看到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以及跨国公司将要扮演的重要角色,便向欧洲企业界倡议,举行一次非正式会晤,商讨如何迎接国际市场的严峻竞争与挑战。

  施瓦布的呼唤得到了回应。1971年1月,首届“欧洲管理讨论会”在达沃斯会议中心召开,讨论会的初衷是以全新的管理模式来重塑欧洲跨国企业的形象。

  在会议的巨大成功下,与会者与施瓦布希望能每年召开类似会议。于是,施瓦布以非营利组织的形式建立了“欧洲管理论坛”(世界经济论坛的前身),并出任主席,并约定每年1月在达沃斯举行年会。

  “施瓦布很懂得把握世界发展大势,也能很精准地捕捉到未来发展方向,特别敏锐。”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原所长陈凤英如此评价。陈凤英指出,初期论坛发展正是迎合了当时欧洲一体化进程加快的需求,建立欧洲统一市场的心态,由此论坛站稳脚跟。

  1973年,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阿以战争爆发,当年会议主题由专注经济管理扩大至社会问题。

  1976年,论坛开始实行会员制,吸纳“全球1000强企业”的加入,受邀参会成员也由欧洲拓展至全球。

  1979年,欧洲管理论坛成为与中国经济发展委员会合作的首家非政府机构,开启了论坛与中国的长久友谊。

  1987年,“欧洲管理论坛”正式更名“世界经济论坛”。气候变暖、核武器扩散等社会、政治、国家安全问题逐步被纳入讨论,持续不断的转变为论坛注入了新的血液,在达沃斯,各种智慧碰撞,各种思想解放。

  “施瓦布让论坛的发展连接上了与时俱进的中国。”经济学家宋清辉指出,中国经济以年均近10%的速度增长了30年,缔造了全球经济奇迹,集聚世界目光的中国也引起了施瓦布的注意。

  2006年6月,施瓦布作出了一项惊人举措:世界经济论坛在达沃斯安家30多年后,终于迈出了大步,在北京设立了代表处,这是它在瑞士境外设立的首家代表机构。施瓦布曾说:“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欧美发达国家已走过高速成长期,经济重心正在向太平洋转移。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西方,日新月异的中国经济将为我们注入新的血液。”

  盘点近年来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主题,重塑全球合作、振兴经济增长、第四次工业革命、全球新局势、全球安全和环境问题等均反映出“致力于改善全球状况”的目标。

  宋清辉认为,在已经趋于成熟的全球治理机制中,包括世界经济论坛在内的组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劳工问题、发展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领域,讨论议题顺应时代的潮流,碰撞出智慧的火花,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有何独到之处让支撑世界经济论坛的“施瓦布经济学”可以长盛不衰,熠熠生辉?

  从施瓦布个人来看,公开资料显示,施瓦布生于德国,长在瑞士,求学于苏黎世高等技术工程学院、弗里堡大学、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学院,拥有机械工程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公共管理学硕士3个学位,以及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曾就职于德国和瑞士的企业,日内瓦大学商学院教授加身,还担任过联合国发展规划委员会副主席。

  在广州大学原副校长余国扬看来,施瓦布的经历使其视野和思维更加广阔和敏锐,并且具有非常强的社会性和操作性。“正因为施瓦布攻读过多门学科,是一个学科渗透性很强的边缘性学者,具备创新性工作的基础条件,使他敢以其知识资本和勇气去冒险做一番创新的事业。”

  宋清辉指出,施瓦布的出生地是与瑞士接壤的德国,二战期间,他目睹了国界线两边的巨大差距:一边是战争带来的苦难,另外一边则是幸福和平。

  如此深刻的印象,使施瓦布从小就领悟到“对话”在冲突中的重要性,后来他把这一领悟付诸于创办世界经济论坛的实践中去。只有加强各国间经济领域的合作,才能够共同应对挑战,挖掘出更多深层合作潜能。

  “施瓦布最大的优势就是他的情商和人脉,在企业工作过,也当过学者,他知道如何跟人打交道,也逐渐把自己变成了一位精明的经营者。”陈凤英表示,施瓦布的丰富履历和语言能力赋予他一种把所有人“聚拢”的力量。

  陈凤英还特别提到,施瓦布爱好登山和滑雪,“这就说明他是一个敢于冒险、有鼓动力的人,是一个行动派。”

  回忆1971年在达沃斯的第一次“欧洲管理讨论会”,当时的施瓦布由于办会资金不足就赌了一把。他向一个德国企业家借了5万瑞士法郎,借债条件是,如果施瓦布还不上这些钱,就要去债主的公司工作。最终,施瓦布押注成功,为日后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打响“开门红”。

  抛开个人魅力,世界经济论坛的民间、非营利组织的定位也帮助“施瓦布经济学”成功一臂之力。

  尽管在2015年,施瓦布透露,当年1月23日瑞士联邦政府已将世界经济论坛列为正式国际组织,“就像红十字会,就像奥运会。”但四十余载的民间身份已如基因一般流淌在施瓦布一手创办的世界经济论坛当中。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创始人刘东华认为,非官方性、非营利性是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特别吸引人的地方。

  非官方性,能更好发挥公共外交平台的作用,任何一国政府的官方性,都会削弱其公共、开放、平等的意义。而随着达沃斯论坛自身影响力的壮大,逐渐扮演着民间联合国的角色。

  比如,在1988年年会,希腊总理和土耳其总理首次就两围争端实质性会谈,并签署《达沃斯宣言》,避免了军事冲突的发生;1989年年会,朝鲜和韩国举行部长级会谈、西德和东德总理讨论德国统一;1992年年会,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和曼德拉以及祖鲁族首领举行了首次在南非之外的会晤。

  此外,刘东华指出,世界经济论坛平台的开放性使其能够海纳百川。数十年来,达沃斯的影响从空间上不断扩展,先欧洲,后西方,最后到全世界;从论题上,先从企业管理到世界经济,从世界经济到世界政治,最后到人类发展的方向,能量越来越大,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这种需求,需要这个平台。

  陈凤英则表示,非官方的身份使得世界经济论坛可以只提供思想和观点,但没有过多的文件和议案要去贯彻落实,“相比G20、APEC这些官方的国际组织来说,世界经济论坛有更多精力去做好经营工作。”

  同时,作为非官方组织的“一把手”,施瓦布也有更多“自由”。陈凤英谈到,与国家政要、国际机构负责人不同,施瓦布可以“游走世界”,却不受太多限制,如此一来世界经济论坛就有了粘合剂的作用。

  201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与会者需支付5万美元才能参加论坛,外界不禁疑惑:让全球各界大咖花钱涌入世界经济论坛,施瓦布究竟有什么魔力?

  余国扬表示,虽然达沃斯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但施瓦布深知“没有充足的资金,论坛根本无法持续运转”。

  1976年,施瓦布便高瞻远瞩地设立了基金会,改为会员制。随着论坛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以及良好的运作能力,通过收取会员费、论坛战略伙伴和议题合作伙伴的合作费以及年会、地区性会议和峰会的会费、以及各种各样的赞助和支持来维持论坛运转。

  扣除每年论坛的运营所需成本之外,有任何盈余,将会再次投资,或者建立新的计划或项目,或者是既有的项目。

  余国扬认为,会员制是世界经济论坛设置的一个权利和财富的高门槛,使入门的人解除了戒心,不仅使重量相当的商人们聚会在一起,缩短了生意的距离,并且将权贵和商人摆在了一起,给予彼此机会,而世界顶级人物的聚会对媒体来说,也是一个吸引世界目光的机会。

  良性循环之下,由此形成一个被誉为“超级团拜会”、“超级交易会”、“超级公共宣传和”的世界经济论坛,所有人在此各取所需。

  宋清辉指出,世界经济论坛的事件营销能力对其打造品牌亦起到作用。无论是政要还是企业家,来到达沃斯都有可能与热点、敏感问题挂钩。

  这是发起者有意识、有计划、有目的地策划并组织一个事件,使该事件对社会产生重大的、正面的影响,形成广泛的、持久的话题,从而提升发起者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这些弥合冲突、化解纠纷的交流沟通恰恰体现了达沃斯论坛的宗旨,这些事件与论坛的品牌精神相通,塑造了论坛品牌。

  时至今日,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已有“全球经济风向标”和“经济联合国”之称,其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已成为国际权威研究报告,影响力非同小可。

  宋清辉指出,世界经济论坛的地位和影响力与日俱增,它吸引着各国领导人、国际商界巨擘纷至沓来, 成为各国政要、企业领袖、国际组织领导人、专家学者等就世界重大问题交换意见的重要场所。

  同时,世界经济论坛讨论的都是“量身定制”的全球性热点问题或趋势性问题,进而使参与主体能够有的放矢,真正成为国际热点问题解决的“推动者”,成为引领全球性话题、促进世界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宋清辉强调。

  现年78岁的施瓦布在采访中回忆起与中国的首次结缘:“我在1978年读到了有关改革开放政策的文章,当时我就确定中国将会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于是,1979年,我们(世界经济论坛)开始了与中国的第一次接触,并邀请中国代表团来达沃斯参会。”

  新华社报道,此后30多年里,施瓦布每年至少要去中国一次,有时一年要去两三次。他说,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之间建立起越来越密切的合作关系,而中国也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国际问题的讨论和解决。

  “我印象中,头几年参会,中国代表更多是在听别人说,很少表达自己的看法。而现在,我们看到中国代表更积极地参与到各种讨论中,表达自己的观点,也为解决问题贡献办法。”

  施瓦布曾多次提到自己是中国经济的乐观派,并表示自己反复学到的一课,就是发现对中国经济抱悲观主义态度的人总在犯错误,因为他们一直低估了中国在面对重大挑战时的弹性和韧性。“很多人都觉得中国经济令人吃惊的增长速度不能持续,但我一直认为中国经济会继续增长。”

  “我曾经到过深圳,看到那里高科技企业云集。”施瓦布表示,他看到中国不仅对第四次科技革命充满好奇和兴趣,而且也为此做好准备,中国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倡议,正是为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

  施瓦布评价说,中国已成为“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领域都拥有强大力量的国家”,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中国还担当了全球经济“火车头”的角色,中国正履行着“应势而为、勇于担当”的领导者的职责。他认为,作为这样的全球领导者,不仅要对周遭发生的变化能积极反应、应势而为,还能秉持让世界始终保持开放的态度和政策,而中国正是这样一个合格的领导者。

  他说:“尽管当下的一些政治事件表现出孤立主义与去全球化倾向,但我们的世界仍持续变得相互依赖。”就中国国家主席习在今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所作的演讲那样,施瓦布强调,在应对“逆全球化”方面,中国的声音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仔细倾听中国如何构建自己的全球视野,并如何将其与未来的全球合作联系在一起,”施瓦布说,“我们需要一个开放的世界,需要公平和开放的贸易,需要彼此间尽可能紧密的联系。”(夏宾)